创作前后虽有变化,但刘心武始终尊崇现实主义,并以人道主义精神观察和再现社会与人。他以“心灵建设者”自居,希望发现普通人灵魂里的黄金,也期望以文学为媒介涤荡更多人的灵魂——这是他不变的创作宗旨。在当下的文学观念与阅读趣味中,刘心武作品的“文学性”遭到质疑,但不应忘怀的是他的作品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彼时的文学扮演着极为特别的角色。在完成了“替代物”的使命后,刘心武自觉将文学创作推入新境,其创作水平有待评说,但这种态度无疑值得赞赏。而他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也铭刻进历史的讲述中,成为当代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有人问《山楂树之恋》,是不是“伤痕文学”,有人直接就把《山楂树之恋》划进了“伤痕文学”。那么《山楂树之恋》到底是不是“伤痕文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得给“伤痕文学”下个定义先。 如果你认为只要是描写文革时期发生的故事的都叫“伤痕文学”,那么《山楂树之恋》无疑是“伤痕文学”,因为它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如果你认为描写“伤痕”的文学就是“伤痕文学”,那么《山楂树之恋》也可以看成是“伤痕文学”,因为它也描写了某种伤痕——-由生离死别造成的爱的伤痕。 但作为中国文学一个流派的“伤痕文学”,显然是不能这么简单划分的。王安忆最近出版的《启蒙时代》,写的是文革初期的故事,但似乎没人认为那是“伤痕文学”,说明并非所有描写文革的文学都是“伤痕文学”;余华的《活着》,全家人死得只剩下一个,毫无疑问是伤痕累累,但似乎也没被当成“伤痕文学”,说明并不是只要是描写伤痕的文学就成为“伤痕文学”。这两部小说,都是既有文革又有伤痕,说明即便是“文革”“伤痕”兼备,也不一定就是“伤痕文学”。 当然有人要说:《山楂树之恋》是不是“伤痕文学”那么重要吗?无论我们说它是伤痕文学,还是不是伤痕文学,都不会改变它的本来面目。不是有名人说过吗?那被称为“玫瑰”的,难道你换个名字它就不再芬芳了? 此话不假,但只说明改变名称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并不表明改变名称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比如你看到一朵花,你起先认为那是一朵菊花,但经过你进一步观察,发现那不是菊花,而是一朵玫瑰花。那么,那朵花的名称由“菊花”变成“玫瑰花”,虽然没改变那朵花的性质,但却表明你对那朵花的认识有了改变。 名称——概念——事物,是个一环套一环的关系,一个名称表达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对应一类事物。从事物到概念再到名称,是个不断抽象的过程。反过来,从名称到概念再到事物,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平时人们交流,一般是使用名称,如果每个人对同一名称的概念相同,交流就没什么困难,也不会出现误解。但如果交流双方对同一名称却有着不同的概念,交流就会受到影响,艾园的唇枪舌战大多因此而起。 消除误解、平息争论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具体事物拿出来给人看,比如当有人为一朵花究竟是玫瑰还是菊花而争论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那朵花找来,双方都亲眼看一下,基本就能确定究竟是玫瑰还是菊花。当然有可能两个人看见了实物仍然是各执一词,那就只好请专家来仲裁了。 但有些事物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抽象的事物,这种“拿实物出来看”的办法就行不通,那时就得借助于概念,搬定义出来看。这个“定义”可能是约定俗成的定义,权威辞典上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或者争论双方一致同意的定义等。 对具体的事物和有了约定俗成定义的事物,在判定“是不是”的时候,是不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你说是,他说不是。比如你不能指着太阳说那是月亮,你那样就叫概念不清。但在表达“喜欢不喜欢”之类的看法时,你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我不喜欢太阳”或者“我喜欢月亮”,那都没问题。 人们并不是对每个事物都有统一的定义的,有些东西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不可能有统一的定义,权威辞典下了定义也没用,大家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爱情”,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觉得爱情就是男女交媾,没交媾就是没有爱情,不懂交媾就是不懂爱情;有人觉得爱情就是生死相随,一个死去另一个没跟着死去那就不是爱情;还有的人认为爱情就是为爱人的逝去流泪,没流泪就是没爱情,流泪多就是爱得深,如果泪流成河,那就是爱到了极致。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山楂树之恋》究竟是不是“伤痕文学”,虽然这个讨论不能改变这个故事本身,也不能改变艾米已经写出来的文字,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伤痕文学”这个概念,就能更好地把握故事,理解人物。 摘引比较有名的“维基百科”的定义: “伤痕文学泛指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一种文学创作思想,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主要是表现“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在当时中国社会有广泛影响。 正面评价:伤痕文学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它摆脱了“假、大、空”,使文学重新回到真实的艺术世界;它一反空洞说教的文艺观而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实感人的艺术人物与“三突出”模式的脸谱化人物作出强烈比照。 负面评价:伤痕文学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当年许多作品有的因情节离奇、有的因片面渲染鲜血淋淋而引起过争议和非议。” 文中提到的“三突出”指的是: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维基百科的这个定义提到了伤痕文学是“1980年代开始”,但没说什么时候结束,给人感觉是80年到某年间的作品,但它自己举的例子却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77年的《班主任》,78年的《伤痕》,79年的《将军吟》,等等,不知道是不是把“年代”和“世纪”的表达法搞混了,比如“二十世纪”其实是以“19——”开头的,而“20——”开头的已经叫做“二十一世纪”了,于是这位同学就把77,78,79等叫做“1980年代”。 上述定义里有几个关键词:“精神内伤”,“人学”,“感情”。这后两个关键词点明了“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划时代作用,但不能用来界定“伤痕文学”,因为按照这后两个标准,文革后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有很多可以划入“伤痕文学”,因为它们都是回归“人学”并“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真正的关键词是这个“精神内伤”,而且是“文革造成的精神内伤”。那么究竟什么是精神内伤呢?我们可以借助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来弄个明白。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可惜它用了一个非常不适合做文学流派名称的“班主任”来做题目,使它失去了一个用来命名文学流派的机会。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那类文学称为“班主任文学”,那该是多么地误导读者。由此可见,凡是想以新的流派创始人身份流芳文学史的人,在确定题目时不得不格外小心,稍有疏忽,一个名垂文学史的机会就失之交臂了。 《班主任》是个短篇,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刚从拘留所放出来的坏孩子宋宝琦被分到了张老师班上,故事就围绕如何教育这个孩子展开。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故事里的几个人物显然是很脸谱化的,张老师是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肩负着“救救孩子”的重任。宋宝琦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好好读书,跟流氓团伙的人混在一起,身上脸上都有些因打架闹事留下的“伤痕”。但他无意中干了一件很“文学”的事,从学校的废书库里偷出了一些文学瑰宝,如《牛虻》《战争与和平》之类。不过由于他没什么文化,很多字都不认识,他把"牛虻"读成“牛亡”,把“辛稼轩词选”读成“新嫁车的词儿”等等。 团支书谢惠敏代表着另一类人,她是个根正苗红的孩子,政治上很要求进步,但才华平平,长得高却没有打篮球的天分,团组织生活只知道读报纸,对宋宝琦这个人还有他偷出来的那些书,谢惠敏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的,《牛虻》自然当成“黄书”,要坚决收缴销毁。她对张老师教育宋宝琦的方法很不以为然,形成张老师的对立面,俨然两条路线的斗争。 故事里还有另一个女孩叫石红,因为经常跟父母一起学习马列原著和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瑰宝,头脑比较清醒,大概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理想学生形像。 《班主任》的功劳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这几类学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文革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至于怎么样教育宋宝琦和谢惠敏这样的学生,还没写到,但张老师下了一个决心: “他决定,要争取在教师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不怪刘心武抱怨他的《班主任》遮盖了他后来在文学上的所有建树,这样的作品,让他自己在三十年后回头去看,恐怕都是惨不忍睹。但这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是一个文学派别的开山之作,必然会成为“刘心武”的代名词,也必然会被写进中国文学史,让世世代代的中国读者瞻仰。后人提到刘心武,只知他写过《班主任》,而不知道他还写过别的更好的东西。对一个作者来说,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卢新华的《伤痕》也是一个短篇,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叫晓华的女孩,妈妈被打成叛徒,她便认为妈妈是坏人,与妈妈划清了界线,提前毕业上山下乡了。从那之后她拒绝跟妈妈来往,妈妈寄来的东西和信件一律退回。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她自以为与叛徒妈妈划清了界线,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之后,她的男朋友在调往县宣传部工作时却被迫与她划清界限,不然就不能去干那项革命工作。晓华主动与男朋友小苏断绝了关系,成全了男朋友。 在跟妈妈决裂了八、九年后,晓华收到妈妈一封信,说组织上已经给她平反了,但她的身体被摧残得厉害,活不久了,希望女儿能回去见上一面。晓华赶到妈妈身边,但妈妈已经去世了。 “伤痕文学”的这两个经典之作,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叫“精神内伤”的绝好注解。所谓“精神内伤”,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灵扭曲”,或者叫做“被洗了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主任》里的谢惠敏比宋宝琦扭曲得更厉害,而且更带有文革的特征。宋宝琦一类不好好读书的混混,哪个时代都有,但谢惠敏这样“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类型的学生,可能是典型的文革产物。 《伤痕》里的晓华,很明显也是被洗了脑了,阶级性跃居首位,人性亲情退居N线,因为妈妈是叛徒,是阶级敌人,就跟妈妈断绝母女关系,八、九年不跟妈妈通音信。这在当今看来自然是叫人无法理解,但在文革年代却很平常,平常到做的人心安理得,甚至为自己的大义灭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伤痕文学”是描写被文革扭曲的心灵的,尤其是扭曲的心灵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伤害。“伤痕文学”的作者在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就敢于触及这个还没完全解禁的禁区,其勇气令人佩服,那些敢于将这两个短篇发表的杂志社编辑和报刊编辑,不仅有勇气,也有先见之明,合该写进文学史里去。 如果大家把《班主任》和《伤痕》找出来看看,会发现两篇小说的语言都非常“党八股”,完全是那时的所谓“帮腔帮调”,也就是文革期间常用的那种写法。 两篇小说都按当时的要求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班主任》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著肯定与鼓励……” 而《伤痕》结尾则是: “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著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于是我们发现了“伤痕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当作者力图揭露文革对故事人物心灵的扭曲的时候,他们的文字却相当生动地揭露了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下一集的写作我想请大家都来参与,请你回头看一下《山楂树之恋》,看看故事里哪些人物的心灵被文革扭曲了,哪些人物没有,无论是扭曲还是没扭曲,都请从故事里找出事实来分析说明。至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语言,如果你有兴趣也请一并或专题讨论。我将把大家的留言汇编起来,同时加入我自己的看法,成就下一集,版权归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

阅读疗法

《班主任》故事以张俊石老师的视角展开。小说塑造了三个典型人物,分别是小流氓宋宝琦、团干部谢惠敏和爱读书的石红。宋宝琦和谢惠敏的道德品行虽有云泥之别,但都在看到《牛虻》一书的插图后,下意识地将之判定为“黄书”。刘心武如此设计,意在凸显文化专制已经渗透到感性经验与无意识层面,造成了他们的“精神内伤”。相比之下,石红则在父母的引导下坚持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拥有健康独立的精神世界。对此,刘心武借张老师之口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时代的伤痕就这样被具象化地呈现了出来。《班主任》定格了“文革”后整个社会的待启蒙状态,以班主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担负起了克服“文革”后果,启蒙社会的历史使命。有趣的是,小说中的光明中学不只是教育战线的缩影,还是全社会的隐喻,召唤着一场摆脱蒙昧、追求光明的社会启蒙运动。

教师心态

这一思路也延续到刘心武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在《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里,主人公“我”作为教师对年轻人邹宇平深感惋惜,因为他只能“从米黄色的大衣这类东西上去寻求寄托”。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穿着时尚是“匪不匪看裤腿,黄不黄看米黄”。在刘心武笔下,这些精神虚无的年轻人只能在流行时尚上寻找寄托。后来,“我”在图书馆偶遇邹宇平,发现了他“灵魂上可喜的变化”——他竟然在读技术书!有赖于周总理去世与全国科学大会的双重感召,邹宇平决定“不能想着打扮自个儿,我得跟大伙去打扮咱们的祖国——得让咱们社会主义中国,也穿上社会主义的服装啊”。借由阅读和学习,虚无的年轻人“越过黄色大衣的庸俗境域”,重获健康的人生。而在《爱情的位置》里,“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并不是主人公追求的理想生活,她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相互吸引的爱情。正是通过共同阅读,她认定爱人与自己灵魂契合。

1981年初,冯骥才曾给刘心武写了一封名为《下一步踏向何处?》的信,信中不无焦虑地提到他们这批作家都以写“社会问题”起家,因为敢于直言社会现实而获得读者认可。但如果继续沿着“社会问题”的路子写下去,势必只能如刘心武自己所担忧的那样,“强使自己提出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性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这样就会愈写愈吃力、愈勉强、愈强己之难,甚至一直写到腹内空空,感到枯竭。”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许多红极一时的作家凭借时代机遇出道,却难以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刘心武他们则对“下一步踏向何处”有着自觉的思考。书写“伤痕”之后,刘心武将笔端探向人性和社会的更深处。

刘心武将物质与精神设定为一组二元对立项,通过贬抑对物质的片面追求,来强调精神丰盈健康的重要性。只有在精神世界里不断地输入新知与产出思考,才能逐渐疗愈个体的伤痕,成功克服精神危机,进而追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今天看来,“阅读疗法”过于乐观和简单了,不过确实代表了当时的普遍诉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的阅读热情至今令人神往,新的时代潮流也从中孕育与激荡。

在许多八零后、九零后的记忆里,刘心武是《百家讲坛》上揭秘《红楼梦》的红学家,是小朋友心目中的“网红”爷爷。时代更迭,刘心武早年的文学创作显得有些久远,连同上世纪的风云变幻一起被封存进记忆的角落。但只要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坛略加了解,便会发现刘心武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弄潮儿。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横空出世,被视为“伤痕文学”的先导之作。

刘心武当然不满足于揭示问题,作为社会“班主任”的他,必须要给出解决方案。如他所说:“通过张俊石这个班主任的眼光,特别是通过他爱恨交织的感情和犀利的剖析,既向读者提出问题,也向读者提供我力所能及的答案。”为了疗愈人们的“精神内伤”,刘心武给出的答案是“阅读”。

刘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八岁随父母入京,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青年。这代青年成长于革命胜利与新中国开创初期,因而人格往往具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刘心武也不例外,虽然后来因某种意外被降格录取至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但他却始终不改对理想社会的浪漫追求。幼年有志于成为导演或举重运动员的他,不经意间竟成为一名写作者。他的发表生涯始于1958年在《读书》杂志发表《谈〈第四十一〉》,1959年起给《北京晚报》的文艺副刊“五色土”投稿,在此园地发表了“一分钟小说”、“儿童诗”、“一夕谈”等五十来篇“豆腐块”。1961年,他毕业分配至北京十三中任教,在此工作十五年,其中担任了十年班主任。可以说,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丰富的教学经验与长期的写作积累,共同孕育了《班主任》的诞生。

《牛虻》其实是读解《班主任》的密码。在张老师的中学时代,这本谢惠敏和宋宝琦眼里的“黄书”,曾由共青团中央直属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由团支部推荐给学生们。《班主任》里,张老师回忆了中学时代围着篝火集体朗读与讨论《牛虻》的场景。两代人对《牛虻》截然不同的态度,分别对应了时代的“歧途”与“正道”。在小说里引入张老师读《牛虻》的经历,显然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小说的结尾处,好学生石红组织同学在家中朗读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表》,深深地感染了张老师,让他坚信阅读才是教育的唯一法门。张老师决定将《牛虻》送给谢惠敏,用阅读来疗救她。他还计划“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全班同学”。至此,《班主任》完成了从揭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部叙事。

刘心武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关注社会问题,写作的政治性较强,《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便是代表作,社会反响也最为强烈。其二,随着重大社会问题的退场,开始“注意写人生”,“努力地以人道主义的光芒照亮读者的心”,并且更加注意写作技巧的锤炼与使用。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标志着这一创作转折,开始专注于主人公魏锦星的性格与命运。小说《如意》则聚焦于一对小人物的悲剧人生。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作是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和长篇小说《钟鼓楼》。其三,创作焦点仍在人物,但政治生活、政策变化、时代特征、重大社会问题渗透在字里行间,试图更为全面辩证地看待生活与人,代表作有《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等纪实小说。

超越伤痕

“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此后,人们习惯将揭露“四人帮”罪行及其带给人民的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为“伤痕文学”。刘心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发表的作品经常被归入“伤痕文学”。不过,刘心武的写作目的不只是揭露,更在于建设。用他的话讲,他想要“写人生,写人的灵魂,写人与人的关系,从事人的心灵建设”。这构成了刘心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特殊意义,他的作品不仅及时抚慰了“文革”结束初期人们的心灵创伤,更试图探寻创伤的疗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