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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梵澄和本文作者

徐梵澄木刻自画像

1982年夏,我们一家从北戴河回来,我在当地买了一个草帘子,这个草帘子很漂亮,是用红黄两色的麦秸做成一串串的花。徐梵澄先生从对门出来,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对我说:“我在德国学过美术史,对美还是有点儿研究的。”

这是我第一次和徐先生说话。他穿一身蚕茧色的丝绸衣裤,是印度、巴基斯坦的款式,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他当时不过73岁,大约有1米80,腰板挺直,给人一种仙风道骨、飘飘欲仙的感觉。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老神仙”,结果,我们楼里的其他人都跟着我这样叫他。

从此,我们开始了19年的交往。接触多了,我又说他是“现代玄奘”:他去印度33年,而玄奘去了17年。玄奘路上骑马三年,徐先生是坐飞机去的,所以,徐先生取到的经更多,他主要是学习了印度的梵文、精神哲学和印度教等。

“在欧洲看画和艺术品最多的,除了徐悲鸿就是鄙人”

因为我们一层楼就两户人家,所以我们两家是对门,就是最近的邻居。刚开始我有些怕徐先生,不知道他什么脾气。后来接触多了,知道他看来有几分威严,实际上是很和气的,我们成了忘年交。

与徐先生接触越多,对他就越是崇拜,他像一座大山,我只能仰望。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一个不字,他对我的教化是在不知不觉中。

他去世后,我一直想,他的学问那么大,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他对话。我和他谈过许多次话,甚至给他翻译过湖南话。我从来没有在湖南生活过,也没有湖南的朋友亲戚,但我一开始就可以听懂徐先生的湖南口音,我们楼里多数人是听不懂的。但是我学到他的一点儿皮毛了吗?也许有点儿,很多人都说我的乐观是少有的。

他的那两本大书《神圣人生论》《五十奥义书》,我为什么没有让他给我讲一点点儿呢?那是他在印度就翻译完带回来出版的。他和我说过:“印度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印度可以不懂中国,中国不可以不懂印度。”他潜心在印度苦读了33年,那是献给祖国的礼物吧。我看过他的书,连一页都看不过去。董乐山的夫人也和我说看不懂,我也就不觉得那么惭愧了。他知道我的水平有限,就让我读他记述的“母亲的话”,我还是有看不懂的。放在我身边的一个大图书馆,我没有看几本。徐先生说过:“一个大家去世,就像一座图书馆被烧了。”我就是在“图书馆”被烧了之后,后悔莫及。我以为他会活一百岁的,谁知道他只活了91岁,认识他的人都始料未及。

他给某亲戚的一本书作的《序言》中写自己的家族:“长沙东乡徐氏为大族,世为农。族中多读书人,多工书法。故于清末化宦皆不显达。余生也晚,久游学他邦。”徐先生是湖南长沙市东乡白茅铺徐姓大户人家的最小儿子。他从小聪明,受父母宠爱。那时他们家中设有私塾,所以他很小就听哥哥姐姐背书,等到他念书时,早就背会了。他小时候开蒙早,没玩够,一直耿耿于怀,总劝我让孩子多玩儿些,不要早念书。

徐先生原名徐诗荃,1909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他们家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是所有孩子里最小的,也是父母亲最疼爱的。他家在长江沿岸几个大城市都有店铺,我知道有卖丝绸的。他在上海念书时,就去自家的铺子取生活费。

1929年,徐先生去了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主修哲学,副修艺术史。他和我说过:“在欧洲看画和艺术品最多的,除了徐悲鸿就是鄙人。在欧洲学习艺术的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到博物馆的库房看不展出的画作。”

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马克贬值,持美元的生活很容易。徐先生家里本就有钱,鲁迅有次写信问他在德国生活需要多少钱,他说:“我们做学生的一个月二百大洋就可以了。如果老师您来了,就不能和我们一样,您要租一整套房子,一个月消费要五百大洋才可以过得去。”鲁迅就打消了去德国的念头。鲁迅想去德国学习的心应该是早就有。因为,徐先生看见过鲁迅和章太炎两个人在翻译德文小说,汗流浃背实在困窘。

徐先生精通英文、德文、梵文,也学过法文、拉丁文、日文等。他除了爱好美术,甚至还学过舞台剧的台词。那是一位老年女演员教他的。冯至也想学,可是没有得到这位老师的认可。我曾经请徐先生念几句,他真的声音洪亮地念了几句台词,确实有功夫,底气十足。

徐先生很沉静 常常钻到书里就不出来了

徐先生每天六点起床,做一套自己编的类似瑜伽的操,然后就背梵文。吃了早饭,装好烟斗抽一两斗烟。可是他不喜欢烟味,一年四季只要抽烟必开窗。他知道烟对身体不好,和我说:“喝茶可以解除烟对身体的害处。”

他最后一次生病住在协和医院,我和他亲戚姜丽蓉去看他,他刚抽完胸积液,医生给我们看他的肺片,说:“你们看看,他的肺都黑了。”

每天上午十点,他会出去走一圈,他最喜欢看那时的幼儿园一根绳子上拉着十几个小孩,他会面带微笑站在那里看半天。工作到中午,看看报纸《中国日报》。吃过饭,小睡一下,又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四点钟,也就是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时候。他也要喝点咖啡或啤酒,再抽烟。之后,就看一些闲书、报纸,如《万象》《中华读书报》等。

经常是工作一年左右,写完一本书,他就给自己放一个月假。这个月里他或写毛笔字或画画,有时自己拿着棋谱下棋、刻图章等。总之,他玩得高雅安静,而且都不用多大的破费。

徐先生和我说过,他在印度学梵文学得苦哇,梵文是要背的,所以他几十年来每天早起都要背。我曾请他念给我听,像一种歌,很好听。他还说:“我为了锻炼体魄,在印度的炎炎烈日下疾走,所以,才有好身体。”他确实比国内的学者挺拔。他还和我说:“我在德国时,教授对我说:‘学习是为了生活,不是生活为了学习。’”显然,教授看他一心钻到学问里,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才这样说的。他是一个心很沉静的人,常常钻到书里就不出来了。

他很喜欢我女儿,我就和保姆说:“下午四点以后可以带女儿去看看徐先生。”这样可以使他换换思路,休息休息。徐先生有次和我说:“没有看见你女儿,我都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死了。”

他从印度带回来一套三十卷的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全集。他告诉我,他也想让中国有这么一套书。他回国二十几年,就是一个人在啃这块硬骨头。我想找一个时间去一下印度的捧地舍利,在那里找一找徐先生的足迹。

有一年,我看见他在写隶书,就问他:“这难学吗?”他说:“不难,就练十年吧。”我当时才三十出头,听他说这话真吓了一跳。小时候,老师老是说字无百日功。练上百天,就有效果了。可是,徐先生一张嘴就十年,还说不难。

后来,我看过他写的馆阁体的小楷、行书、隶书等,都很有功力。他有一个侄子很喜欢石鼓文,写了一篇送他。他挂起来看,和我说:“写得太甜了。”大约是过于工整,甚至有点儿呆板。

他画画时,我有时在一边看,他说他年轻时曾拜师学过画,老师问他:“想学哪种?”他说:“想学工笔。”老师说:“你眼睛会画瞎的。”他就学了写意。

他教我:“首先要知道纸的反正,光的一面是正面,用手摸,实在摸不出,就在脸上蹭。”他画了一些画,挂在一个请人做的大板子上,我也不会看。他要送我,我没有要。徐先生有些不高兴,也没有说什么,知道我这人肤浅,不懂事。现在,我想起来有些后悔,应该要一幅裱出来,才能看出好坏。后来,印度那边把他的画收集起来,出了一本很雅致的笔记本。他送我一本时我才想起来,他在印度时可能画的时间很多,加上他的女朋友是画家,他们在一起切磋的时间可能很长。结果,我一幅他的画也没有。

有人说徐先生是孤独的,我觉得不对。他每天安排得满满的,哪里有时间孤独。他的孤独是学术上的孤独,他和我说过:“我的《老子臆解》出版好几年了,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几句,提出点儿不同意见。”他期待着有人和他讨论学问。

鲁迅先生帮他发表杂文 还替他挨了不少骂

徐先生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鲁迅去做演讲。他做了笔记,想要鲁迅帮他看一下,有没有记错。从此,他认识了鲁迅。

他研究佛教是受到鲁迅先生的指引。他问过鲁迅关于佛教方面的事,鲁迅细心地给他讲,还指导他读一些经书。后来,他在书摊上看到鲁迅为母亲生日出资刻印《百喻经》,鲁迅说:“你很有佛相,应该去学佛。”

徐先生在上海经常去鲁迅家。有一次,鲁迅一家正在吃饭,鲁迅和许广平叫他也坐下一起吃。周海婴在闹,不好好吃饭,怎么哄也不听。这时来了一个日本年轻人,鲁迅也请他坐下一起吃饭。一会儿,鲁迅捅捅徐先生,让他看海婴,徐先生一看,海婴一声不吭,乖乖地自己吃饭。鲁迅小声告诉徐先生:“这个日本人是给海婴看病的大夫。”

在上海时,徐先生就开始写一些评论杂文,鲁迅帮他找地方发表,他那时用了许多笔名。因为有些口气像鲁迅,鲁迅因此为他挨了不少骂呢。他去德国后,还是接着写,都是鲁迅先生帮他发表,帮他收稿费,有时也替他挨骂。

徐先生在德国选修艺术史时,学习了现代版画,并把自己的作品,包括第一幅他刻的鲁迅像的版画寄回来给鲁迅,这些都保存在鲁迅博物馆里,激发了鲁迅让国人知道现代版画的想法。鲁迅觉得中国没有现代版画,想把现代版画介绍到中国,就请徐先生把德国好的现代版画采购一些,在上海办了首次现代版画展。中国那时还不知道现代版画这回事,徐先生应该是中国现代版画第一人呢。许多中国的第一代现代版画家都看过那次展览。他和我说过,铜版画是怎么制作的,那是用腐蚀的办法。他还告诉我油画的颜料是怎么调制的。我向他学了一些关于艺术的知识。

徐先生说过:“许广平为了让鲁迅少喝酒,就把黄酒瓶子的塞子拿掉,让酒蒸发。”徐先生觉得这事做得很蠢。

徐先生要去德国留学时,鲁迅给他带了一些中国画,让他去送人,大概是弘扬中国文化的意思吧。可是,那时德国没有人认中国画,白送也没有人要,徐先生只好原样带回,还给鲁迅。鲁迅有些不高兴,认为他没有听自己的话。徐先生也可以硬给一些不识货的德国人,甚至也可以不带回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徐先生老老实实地带去又带回,还不是对老师的尊重和诚实吗?

鲁迅病重时,徐先生想看他最后一面,许广平不许。徐先生买了一把花,从后门上到二楼,看了鲁迅最后一眼。许广平为此不太高兴。

徐先生在海德堡大学快要拿到博士学位时,父亲病重,就急忙赶回来看望父亲。他回来,父亲已经去世。正赶上抗战,长沙大火,把他家在长沙的房子、铺子都烧掉了。当时,抗战已经打响,家里的生意也大受影响,家境一下子就落了下来。大哥管家,不同意他再去德国。徐先生经济上也有了一些困难,鲁迅就向郑振铎推荐让徐先生翻译尼采。

徐先生和郑振铎说:“我译出来一部分,你给我一部分稿费。”郑振铎和鲁迅说:“他要是译了一部分,下面的不译了,我怎么办?”鲁迅说:“他还有条件呀?”这事就不置可否地过去了。结果,徐先生很快译完了。那时,楚图南早译出来了,郑振铎都没有用,只用了徐先生这个稿。有人说徐先生翻译佶屈聱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中文底子太差。郑振铎不用楚图南的,而用徐先生的,当然是徐先生译得好,鲁迅也评论徐先生译的接近尼采。

徐先生和冯至——“我们的友谊胜过兄弟”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徐先生要回国,他听说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有一部大藏经,就同意去宗教所了。我问过他:“大藏经都写的是什么?”他说:“大藏经就像一部百科全书,里面什么都有。”

冯至先生是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时的同学,两个人有六十年的交情。可是,碰到一起经常为学问的问题争论不休,冯至太太和女儿们都奇怪他们怎么有那么多可吵的。一直到冯至去世前,他们俩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是某学者的名字最后两个字母是er还是re,他们定好找到作者的签名为准,可见两个学问家做学问之认真。

70年代末徐先生从印度回国,去冯至家,冯至开玩笑地大声叫道:“贵宾来啦!贵宾来啦!”一次,他和冯至一起出门,天很热,冯至买了一根冰棍吃,徐先生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在街上大声叫道:“冯所长吃冰棍喽!冯所长吃冰棍喽!”他对我说时还两手拍着,真像一个老顽童。

徐先生去世前,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为冯至先生写墓碑。写了改,改了写,对老朋友的一份深情都写在了里面。说到冯至先生,他几次都是热泪盈眶,说:“冯至人好哇,我们的友谊胜过兄弟。”

这是我第一次和徐先生说话。他多次对我说:“上海被日本占领前,冯至把从德国带回来的书,装了一个大木箱,寄存在我湖南的家里。后来,国民党为了阻止日本人,一把大火把长沙烧了,也把我家在长沙的房子、铺子、我妈的棺材都烧掉了。冯至的这些书也烧掉了。我告诉他,他就再没有问过。”冯至夫妇几次去德国,都记得给徐先生带他每天离不了的烟丝。

徐先生还说过:“我在抗战后回到湖南,冯至在上海。有人批评我说我哪里写得不对,冯至就帮我说话,在上海替我打了一个多月的笔墨官司。”

有几年大年三十的下午,冯至先生打发两个外孙子来接徐先生去他家过大年夜。每次,两个后生蹦蹦跳跳地进来,七手八脚地给徐先生穿上大衣,一边一个架着老先生呼啸而去。这个场景我还可以想起来。

冯至的大女儿冯姚平和徐先生在抗战时的昆明就认识。那时,她还是小学生。徐先生当时因胳膊摔伤住在他家,两个人经常分食花生。他也教冯姚平写字,所以,他们的感情很深厚。冯姚平经常来看望徐先生,帮助他做些他做不了的事情。她妹妹姚明也来。

心中有大爱 捐助不留名

徐先生去世后,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些捐助的票据。有一件我经手过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我们给癌症病人办音乐会,需要一些经费,徐先生知道后,主动拿出1000元,并且和我说:“不要说我的名字。”

我在音乐会的开始,讲了这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捐助的。回来我告诉他,他说:“连这也不必要说。”

他多次和我说过:“我有一点儿钱,等我去世了,我要把这些钱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结果,因为他没有遗嘱,他剩下的钱,宗教所分给了他的侄子和亲戚姜丽蓉每家两万。姜丽蓉是很懂徐先生的人,把所里给她的钱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其实,徐先生从很早就却酬了,也就是不要稿费。

刚和他做邻居时。一次,他来敲门,问我:“你们吃螃蟹吗?”我说:“吃呀。”他就叫我把他家锅里的螃蟹都拿走。后来他告诉我,他不杀生,屋里的苍蝇蚊子,都是轰出去的。他说:“多小的动物都有它生存的权利。”他是有大爱的人。

徐先生的炸花生米,和谁家的做法都不一样。他和我说时,真的让我有点儿吃惊。他说:“你把油烧到八成热,再把花生米倒入,油要比花生米多,淹没花生米,就把火关掉。不用担心过火,放心去做别的事。等到油冷了,把花生米捞出,就正好熟。”我回家就试,果然省事,不煳。老神仙是怎么想出来的?

有一次,他和我说:“在国外没有日历,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春节,我就自己算。还有的中国人也在算。结果,有了日历后,还是我算得对,他们算的差一天。”

徐先生没有给自己写过回忆录。但是,他出了一本线装蓝皮的《蓬屋诗存》,那里面有他一生所作的700多首诗,记录了他的一生。他自费印了100本,当年的工本费是50元一本。

徐先生去世后,我和冯姚平、姚锡佩、姜丽蓉经常为他扫墓,后来朱希祖的孙女朱元春也参加进来——她父亲朱偰和徐先生一起在德国留学过。她一直后悔,没有早点儿找徐先生,不然就可以见上一面了。她在整理父亲的文稿时,看见她父亲和徐先生唱和的诗。

每年,我们五人去八宝山给徐先生扫墓,在他墓前和他说说话。然后,我们找一家餐馆——通常在我家附近,就像当年徐先生和冯至、贺麟一样聚餐。大家在餐桌上,说得最多的还是徐先生的学问,徐先生的为人。他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