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神秘的第三者,诗人汪静之1993年写下《王映霞的一个秘密》,揭露了谜底:戴笠。

王映霞与戴笠的结识其实源于郁达夫。

郁达夫在《回杭观感》中,还提及在杭州观看《狄四娘》的情景。并称“久违之后,重听到程丽娜的那一种有特异口音的台白,便如逢故友,愉快之至”。后来成为雕塑家刘开渠夫人的程丽娜,是杭州“艺 专剧社”成员,在《狄四娘》之前曾主演过《茶花女》。据《东南日报》1937年5月1日头版广告,《狄四娘》为嚣俄原著、张道藩改译的“四幕大悲剧”,由“烽火剧社”5月2日上午、下午和晚上演出三场,地点就在“东南日报新厦大礼堂”。刘开渠受惠于郁达夫不少,和郁达夫“共有十七八年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交往”,刘、程婚礼,因女方家长刁难说需要社会名流做证婚人和家长,最后是由郁达夫做的证婚人,王映霞则充当了家长。

一个秘密

从信中看,郁达夫1937年5月初返回杭州,是和陈大慈失之交臂的。是许绍棣、胡健中陪同郁参观了1937年2月新落成的东南日报新大楼、杭州作者协会的客厅等。许绍棣,浙江临海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胡健中,寄 籍 浙 江 余杭,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任杭州《东南日报》社社长。根据范泉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杭州作者协会成立于1933年,是杭州《民国日报》社长胡健中委派《民国日报》副刊《沙发》主编陈大慈和《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主编程一戎筹备组成的,胡健中、郁达夫、陈大慈等5人为常务理事,李朴园、孙福熙、刘延陵、许君武、黄萍荪等16人为理事。杭州作者协会相对松散,没有正式的机关刊物,但《东南日报》副刊《沙发》、《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综合性半月刊《黄钟》等都是杭州作协会员所编辑,郁达夫、孙福熙、李朴园、刘延陵等会员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作品。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日报》里辟出一间房子作为杭州作者协会的客厅,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孤身回国

郁达夫和陈大慈从何时开始交往,囿于所见资料,眼下难以定论。不过,1933年10月,郁曾在杭州写有《酒后挥毫赠大慈》,云: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王映霞自己也说:“,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气质风度皆佳,颇为引人注目。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这一回在杭州虽只住了三天的样子,但恰好看到了《狄四娘》的上演。浪漫剧在写实的现代,而能得到这样的成功,总也算是难能。久违之后,重听到程丽娜的那一种有特异口音的台白,便如逢故友,愉快之至。就在那一天的午后,并且也偷闲上九溪茶场去坐了两个钟头,路过二龙头,见大桥桥墩,都已打就,预想今年冬天桥路通行以后,杭市繁荣,将更倍于现在:马哥保罗之灵,若第二次来游中国,对杭州或更将赞为天上之天。诸君身处其间,且观着杭州的生长,福气真好不过。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帮忙,王映霞与戴笠是如何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信的最后,透露作家在回程的轮船上“伤了风”。坊间有关作家的几种年谱或传记均未见提及,未来可以补充。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至于信中所提到的“路过二龙头,见大桥桥墩,都已打就”的桥梁,自当是钱塘江大桥。这座由茅以升主持建造的大桥,命运多舛,1934年8月8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历时3年多时间,总投资540万银元。落成不足3个月,就在1937年12月23日为阻断日军从浙北南下而炸毁。抗战胜利后,又重修。这是后话。

当王映霞启程回国时,郁达夫说他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今天读来依旧令人为之动容,但王映霞却在其回忆文章中否认了郁达夫的这个说法:“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郁达夫究竟有没有给王映霞饯别?《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是不是郁达夫的“凭空之作”?我们不得而知,如今两位当事人均已过世多年,这个谜团只有留待后世去研究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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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已与郁达夫离婚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临行前一天,王映霞独自到学校去把儿子郁飞接出来看了一场电影,告诉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国去了,以后要学会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心酸的。不幸婚姻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留在孩子心上的阴影也许一生都不会抹去。随郁达夫夫妇在新加坡读书的郁飞是郁达夫子女中同父母相处最久、也是最了解那段历史的一位。1992年,郁飞到新加坡访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郁飞诚恳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在访谈中也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眼见父亲在个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误,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许也是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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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郁达夫诗词笺注》说:“大慈,作者友人,余未详”。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在《回杭观感》这封信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值得一说。首先自然是收信人陈大慈,原名陈慈煦,广东人,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主编杭州《民国日报》副刊《沙发》多年,并应聘在浙江大学教书。抗战爆发后,随浙大迁往广西宜山,不幸在1939年感染瘟疫病故,年仅35岁,竺可桢曾在其追悼会上致辞,称“先生遽归道山,实为国家莫大损失”。

郁达夫、王映霞:一个才子,一个佳人,然道不同,于是不能偕老,惜哉www.8455.com,!

许绍棣、胡健中和郁达夫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后来还被疑为郁、王家庭关系破裂的第三者。不过,根据徐重庆转述,了解这段内情的胡健中(蘅子),曾在台湾发表《郁达夫王映霞的悲剧》一文,其中有一段亲历记述: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认为王映霞确实与许绍棣有不正当关系,他给朋友的信中仍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另方面,毕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黄浦江边的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的红袖添香,经常闪现在郁达夫的脑海里,他为此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怀念,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动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

郁达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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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匆匆返沪杭一溜,足下来舍,以不获晤为怅。然东南日报之建筑,作者协会之客厅,以及报馆大厅之演讲场,机器间等,却都由绍棣、健中两兄带领参观过一周:杭州而有此报馆,杭州而有此日报,都足以表示诸君之努力,间接亦足以知中国复兴前途之有望。唯杭州智识阶级,有此好建筑而不知利用,不时时上作者协会客厅去作“交换智识,联络感情”的闲谈,却是缺点,提倡鼓励,责在诸君:当时亦会对健中兄提起,很希望半年之后,社交中心能移转至众安桥畔也。

郁达夫、王映霞摄于上世纪30年代。

五,十二,寄自福州。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着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信中“龙文去英”,当时指赵龙文,浙江义乌人,曾任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浙江省警察训练所所长。1937年4月,孔祥熙奉派赴英庆贺英王加冕,赵龙文奉派为随员,曾顺道赴德国考察警政。而去日的“惠清”,恕我孤陋寡闻,不知是谁。愿知情者教我!

19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着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据说此事连郁达夫都不知道。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其次,是中外报章杂志,及中外有名著书之展览与贩卖;东南日报,既有此一大建筑,似可为杭州高级智识者尽一点代办与介绍之劳。譬如东京,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墨斯哥各地之著名日报与杂志,各定一二份来陈列陈列,同时亦任代售贩卖等业务,则每月有五六十元之费用,既能统受世界各国之化育,只须有二三人能得到实益,此款就可以说是不白化。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五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1936年2月初,寓居杭州的作家郁达夫应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抵达福州,先后出任省政府参议及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在我记忆中,郁达夫在福建期间回过杭州两次,一次是1936年5月中旬“风雨茅庐”落成,郁返杭宴客;另一次就是1937年4月底到5月初,为“公私杂务”请假回杭5天。佚函《回杭观感》就是郁达夫此次从杭州返回福州后给陈大慈的一封信,载1937年5月18日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现抄录释读如下:

戴笠与郁达夫虽是同乡兼同学,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与郁达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郁达夫在《回杭观感》中,以相当篇幅称颂了东南日报新大楼的建筑和设备,对杭州的“智识阶级”未加好好利用感到遗憾,并提出了相当详尽的建议。对于杭州的变化,尤其是钱塘江大桥兴建后的繁荣,他的笔下更是饱含了感情,甚至说马可波罗如能再来,当对杭州赞为“天上之天”!

郁达夫后来可能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以上是对郁达夫《回杭观感》一函的释读及说明,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存在,敬请各位师友不吝赐教。

郁达夫兄赴闽过官瘾,他没有同我谈是什么目的,据我想,一则他是在杭州造了房子的,说不定要弄一点钱还债;再则,离一离杭州,也许可以写出点文章来,你知道,他是很久没有正式写过文章了,老闷在杭州的家里大约是很不利于他底文字生涯的。

龙文去英,惠清去日,杭州的旧友虽则日渐少了,但有这一番新气象来补缺,倒也并不觉得寂寞。我在轮船上伤了风,俯卧小斋,醒来见白日斜西,苍空带了红晕。故忽而想到了杭州,也忽而写下了这一封信。

“郁达夫唯一存世完整手稿 《她是一个弱女子》回家展”,之前在杭州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开幕。让我想起来前一阵曾在1937年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读到的郁达夫写给陈大慈的一封信,题目为《回杭观感》。抽空在各大学术资源库查询了一下,这封信不见《千秋饮恨 郁达夫年谱长编》提及,也没有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浙江文献集成”的《郁达夫全集》之第6卷书信集。《郁达夫全集》出版后10多年来,论者钩沉的郁达夫佚文,也没有此函。

郁达夫1936年2月赴闽做官,当时报刊上颇有一番议论,甚至《世界晨报》还有以作家语气写成的《郁达夫的踌躇》一文,明显含有讥讽嘲谑。主持《东南日报》副刊《沙发》的陈大慈,除了发表过郁写给王映霞的信函《闽海双鱼》外,还刊登过戏剧家李朴元的一封来信,为郁赴闽说了几句实在话:

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去了福建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正式”写出小说一类的东西,但留下了《闽游日记》《闽游滴沥》等游记名篇,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散文宝库。

大慈兄:

不过,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去了福建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正式”写出小说一类的东西,但留下了《闽游日记》《闽游滴沥》等游记名篇,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散文宝库。

十月秋阴浪拍天,湖山虽好未容颠。但凭极贱杭州酒,烂醉西泠岳墓前。

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別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的第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