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散文,应该言之有物,思想健康,文笔优美,富有个性,独具风格,饱含感情。我认为题材丰富和手法多样,文笔潇洒自如,才是较高的境界。” 这段关于散文的观点,也是秦牧散文风格的写照。秦牧散文往往由眼前景、身边事出发,荡开思绪,一点点带出背后的知识与思考。这种“旁征博引”的写法颇得古代笔记之妙。以《花城》为例,秦牧在书写百花争艳之奇景时,顺带介绍了各类花卉的性格、产地及生活史,更将百花与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讲述了各地的插花习俗、特色花卉,语调亲切,文笔流畅,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地写就了一篇花卉民俗史。

不过,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确是进入现代后的新生产物,尤以“五四”文学革命时提倡“美文”为标志。郁达夫便提出,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这一时期,散文注重个性,其性质多为“抒情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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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

秦牧散文不仅注意知识性与趣味性,更强调“言之有物”,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激发读者的家国情怀。这一点,无疑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散文作家的共同特征。在《土地》中,秦牧从对于土地的感觉谈起,讲述了春秋时期重耳逃亡的故事,由此追溯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的风俗习惯。在《社稷坛抒情》中,秦牧更是借助社稷坛五色土的深远寓意,再次抒发了自己对“泥土”的深情:“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中国的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口;有人远从异国归来,俯身亲吻了自己国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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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牧的创作生涯里,他总是一边忙碌地工作,一边“偷闲”地写作。散文是他钟情且擅长的体裁,也是他播撒知识的种子、分享思想之光芒的媒介。自然万物,人文历史,民俗生活……秦牧散文恰似一扇又一扇小窗户,不断为读者带来新鲜的风景。

杨朔:将现实酿成诗意

相较于图书编辑,秦牧更重要的身份是报刊编辑。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秦牧就长期在报刊工作,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羊城晚报》的工作经历,更是成就了他散文创作的高峰。秦牧在自述中说道:“报纸的工作,在我生平所干过的一切文化工作中,是最沉重的一种。但是报纸给人以严格的锻炼,我衷心感到获益不浅。”高强度的审稿工作,锻炼了他对文字的感知力,而晚报副刊的办报风格,更催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如此慨叹:“写文章,副刊更是包罗万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大千世界的诸般事物,都可以汇诸笔端。”在办报和写作中,秦牧都发扬了这种“切实可亲”的文章风格,形成了自己对散文的独特理解。

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发表了老舍、李健吾等人关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提出“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随后,《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均加入到这次“散文大讨论”中,掀起了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因此,很多人将1961年称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的一段话,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复兴的追求:“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

秦牧散文集《花城》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散文的观念有了极大拓展,在抒情性散文之外,更囊括了“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有时,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写实性的史传文学,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老舍、丰子恺、叶圣陶、沈从文等名家均有佳作问世,而杨朔、秦牧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香山红叶》《社稷坛抒情》等代表作品。

“我以写作散文为主,和我的创作经历有密切关系。”秦牧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或许与他多年从事编辑工作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秦牧居住在广州,曾任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那时,他主要负责一套丛书“中华通俗文库”的编辑工作。这套书的内容涵盖童话、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诸多领域,“以趣味的笔调介绍了各种比较正确的知识”,可谓是包罗万象。编辑这么一套“趣味百科”,秦牧需要掌握不少知识,这也为他散文写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秦牧:包罗万象的“副刊式”散文

相较于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的突出特点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他擅长从日常的生活场景切入,向读者娓娓道来一处景观、一家物什背后的历史,脉络清晰而文笔优美,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收获知识。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时期随家人侨居新加坡,而后短暂回到故乡广东澄海,辗转至香港就读高中。抗日战争时期,眼见祖国陷于危难,他毅然中断了学业,于1938年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秦牧移居重庆,负责《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也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杂文。这一时期的秦牧也常参加枣子岚垭的文协聚会,在那里经常见到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人,并在叶圣陶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会友,不亦乐乎,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激励着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坚持写作。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时期随家人侨居新加坡,而后短暂回到故乡广东澄海,辗转至香港就读高中。抗日战争时期,眼见祖国陷于危难,他毅然中断了学业,于1938年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秦牧移居重庆,负责《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也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杂文。这一时期的秦牧也常参加枣子岚垭的文协聚会,在那里经常见到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人,并在叶圣陶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会友,不亦乐乎,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激励着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坚持写作。

杨朔

战地经历是刘白羽一生的创作源泉,也让他开辟了与杨朔不一样的散文风格。杨朔的散文内蕴而优雅,刘白羽则外放而激情,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模式,借助战地意象来宣泄激越的感情。刘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阳〉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志愿,只不过想给广大读者做个通讯员,从现实生活中,通过我的观察,写出一些通讯,传递一些为读者所关怀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诞生的,它是河流冲激出来的浪花,它是钢铁撞击出来的火花。”

在“散文复兴”的浪潮中,杨朔、刘白羽、秦牧是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三位作家。作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主题;作为探索散文技艺的先驱,他们各有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说,他们以散文写就了自己的人生……

作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杨朔引起瞩目的文章当属1956 年发表的《香山红叶》,这篇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形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在杨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诗意散文”的韵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写景,而是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具备鲜活的“生命感”。

刘白羽

“散文”是什么?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文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声音。郁达夫曾言,中国古代并没有“散文”,这一概念是从翻译中产生的。实际上,“散文”一词在南宋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中便有记载,恰与“诗骚”相对,指的是没有押韵的文字,即为魏晋六朝时所提出的“无韵之笔”。

刘白羽:以笔冲锋 战地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