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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什么?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文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声音。郁达夫曾言,中国古代并没有“散文”,这一概念是从翻译中产生的。实际上,“散文”一词在南宋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中便有记载,恰与“诗骚”相对,指的是没有押韵的文字,即为魏晋六朝时所提出的“无韵之笔”。

杨朔散文集《荔枝蜜》

不过,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确是进入现代后的新生产物,尤以“五四”文学革命时提倡“美文”为标志。郁达夫便提出,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这一时期,散文注重个性,其性质多为“抒情性散文”。

作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杨朔引起瞩目的文章当属1956 年发表的《香山红叶》,这篇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形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在杨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诗意散文”的韵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写景,而是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具备鲜活的“生命感”。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散文的观念有了极大拓展,在抒情性散文之外,更囊括了“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有时,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写实性的史传文学,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老舍、丰子恺、叶圣陶、沈从文等名家均有佳作问世,而杨朔、秦牧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香山红叶》《社稷坛抒情》等代表作品。

1961年,被学界称为“散文年”,其实亦可以说是“杨朔年”。这一年,杨朔的《雪浪花》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发表,也正式提出了“诗化”散文理论,激发文学界内外对于散文新样式的讨论与思考,更带动了刘白羽、秦牧在内的一大批作家进行散文创作。

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发表了老舍、李健吾等人关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提出“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随后,《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均加入到这次“散文大讨论”中,掀起了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因此,很多人将1961年称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的一段话,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复兴的追求:“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杨朔正处于散文创作的高峰期,而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或许与他所负责的亚非地区外事工作有关。这一时期的杨朔担负着“文化外交”的职责,一边亲历着祖国发展,一边探索着异域风光,这种文化的碰撞或许给他带来了别样的体会。这一时期的散文集《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既有丰富的见识,亦有蕴藉的诗意,可谓是杨朔散文的典范。

在“散文复兴”的浪潮中,杨朔、刘白羽、秦牧是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三位作家。作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主题;作为探索散文技艺的先驱,他们各有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说,他们以散文写就了自己的人生……

冰心曾如此评价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杨朔的文字内蕴而富有雅趣,体现出古典文学与现代“美文”的气质,这是“杨朔模式”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正所谓“文如其人”,据曾与杨朔共事的资中筠回忆,杨朔“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也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英文也很流利。”杨朔为人之谦和、为文之细腻,几乎让人忽视了他也曾是一位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就辞去了平稳的洋行工作,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并与1942年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担任要职,还曾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亲赴抗美援朝战场,写下许多反映战争现实的战地报道,并以此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资中筠曾回忆,“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因此,杨朔最初是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人们所熟知的。

杨朔:将现实酿成诗意

如今我们熟悉的杨朔散文,是一种兼具细腻与平实的“诗化散文”。所谓细腻,是着眼点小,往往从细微处荡开,用“不蔓不枝”的笔触描写事物。比如在《茶花赋》中说:“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对比之下带人进入“花的世界”。《雪浪花》中,借姑娘的疑问,引出老汉“礁石被浪花咬”的趣论,又进一步对世事沧桑的感想和慨叹。所谓平实,是写人物生动可感,如在目前。比如《香山红叶》写“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荔枝蜜》中作者和老梁的一番对话,寥寥数语,蜜蜂的生存状况,便由养蜂员和盘托出,从而引发作者思考。

杨朔

杨朔散文不仅关注生命,更关注人和万物。他时时刻刻注视着人群,关怀普通人的命运。这一特点在杨朔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便可窥见端倪。像《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等文章,都从百姓真实生活入手,表现对美军的同仇敌忾,及其他们饱受战乱之苦的生活。这种真实而细腻的描绘,建立在杨朔多年的记者经历上。与同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杨朔是一位“在现场”的创作者,正是有了记者的阅历、目光与胸怀,他才能在散文作品中体现出独到的洞察力。《雪浪花》的老渔民,《蓬莱仙境》的婀娜姐姐,《香山红叶》的老向导,《樱花雨》的君子……所有这些鲜活的人物,是一个人,更是一群人。

作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杨朔引起瞩目的文章当属1956 年发表的《香山红叶》,这篇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形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在杨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诗意散文”的韵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写景,而是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具备鲜活的“生命感”。

写个人,是为了书写一个时代。杨朔散文虽然以诗意著称,却从来不会遗漏时代的宏大命题。他往往通过带有“个体性”的小切口,建立个人与大时代的关联,力求“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从美丽的茶花想到祖国的欣欣向荣,从辛勤的蜜蜂联想到劳动者的伟大,从红叶显示出老者的饱经风霜、历久弥坚的风貌……凡此种种,已经将文章的主旨,引向更宏大的方向。如果说优美的语言是杨氏散文的外在特征,那么,始终注视吾土吾民,正是其创作的内核。

刘白羽:以笔冲锋 战地高歌

“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杨朔正是将那饱含着血与汗、泪与笑的生活,酿成了回味悠长的清甜。

刘白羽

战地经历是刘白羽一生的创作源泉,也让他开辟了与杨朔不一样的散文风格。杨朔的散文内蕴而优雅,刘白羽则外放而激情,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模式,借助战地意象来宣泄激越的感情。刘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阳〉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志愿,只不过想给广大读者做个通讯员,从现实生活中,通过我的观察,写出一些通讯,传递一些为读者所关怀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诞生的,它是河流冲激出来的浪花,它是钢铁撞击出来的火花。”

秦牧:包罗万象的“副刊式”散文

秦牧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时期随家人侨居新加坡,而后短暂回到故乡广东澄海,辗转至香港就读高中。抗日战争时期,眼见祖国陷于危难,他毅然中断了学业,于1938年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秦牧移居重庆,负责《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也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杂文。这一时期的秦牧也常参加枣子岚垭的文协聚会,在那里经常见到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人,并在叶圣陶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会友,不亦乐乎,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激励着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坚持写作。